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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闲话之秦皇焚书到罢黜百家 [打印本頁]

作者: my3212 時間: 2010-2-11 04:04 PM 標題: 闲话之秦皇焚书到罢黜百家

閒話之秦皇焚書到罷黜百家(一)

任何文化上的脈動都不會是一日一夕之功，秦始皇焚書，看似新朝代引發的新氣象之一，和‘書同文，車同軌’一樣是規劃天下的大手筆，是文化屆的‘掃六合，一天下'。但細究卻有他背后極深遠的文化積累。文化思潮同樣不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猴子，在看似心血來潮的舉動之后往往隱藏著一段令人驚訝的潛伏期。兩千年前秦帝國也是如此，焚書如同原子彈爆發一樣，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經久不衰的話題。而它的最初一動也許來自一個夜晚。在秦贏政還沒有成為始皇帝的之前，有一天，有人遞上韓非子的文稿，那些充滿凜冽之氣的竹簡被他翻閱了整整一夜，凌晨時他抬起疲憊的雙眼，看著東方拂曉的桔紅色，不由自主地發出悠長的歎息: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所以，如果不嫌羅嗦的話，讓我們把歷史的眼光放遠一些，從秦之文化及諸子學派講起吧。

秦大規模進入中國歷史舞台是從一個英雄美人的故事開始的，在這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故事中，君王的美人一笑傾國，直接導致了一場令周王室顏面掃地的戰爭。美人因為這場戰爭成為中國歷史上老資格的紅顏禍水，而秦也因此由一個偏遠部落一躍成為擁有廣大領土的諸侯，開始了他在歷史舞台上的精彩演出。

秦雖然能夠位列諸侯，但就文化而言，相比東方諸國，他一直處于落后的地位。他的東邊是強大的鄰居晉。晉是發育很早的諸侯國。春秋時代就以強國的面目出現，從晉文公起更是霸主迭出，一直以來都保持著強大的政治軍事優勢，他的強大甚至可以從三家分晉之后依然各為強國中看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晉都具備著操縱各國外交的實力。有這樣一個強大的鄰居不見得是件好事，事實上，在進入中原這件事情上，晉一直是秦的天然屏障，中原諸侯聚會，秦不得與聞。

秦不得與聞的除了諸侯的聚會，還有文化。正是在函谷關外，中國的學術達到了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高度。春秋時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源頭，而孔子是這場解放運動的分水嶺。

在孔子之前，文化是貴族才能夠參與的事，類似祭祀，有嚴格的范圍和規矩。西周的學術都統一在國家，由國家派遣的官員把關，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貴族可以參與，庶人無權接觸。文字，歷史，章典，都不通行天下，民間可說是無學術。這是文化萌芽階段的一個特征，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既初具規模但又范圍狹小。后人稱這時的學術為‘王官之學’。

而民間的啟蒙是從孔子開始的，具體的風氣也許形成在孔子之前，但孔子的‘有教無類’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歷史證據。在孔子臨死的時候，他似乎還在為自己把學術引入民間而感到不安，于是留下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樣左右為難的感歎。可以想見，即使在從事了一輩子啟蒙工作之后，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依然讓他看起來有些像個冒大不韪的普羅米修斯。

孔子雖然一直堅稱自己對西周上下有序的禮儀推崇之至，但從各人行為上，他更多表現出寬容、善良和平等的精神。他曾經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要提來拜師禮，我都可以教授。學術的門檻從此打開，私學的開辦導致民間學術的興盛，更多的人加入到了思考，對天下事的關心終于不再僅僅是貴族才可以做得事情。當時間進入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那些各式各樣的思考就具備了它的現實意義，甚至在急切盼望強大的諸侯國里得到實際運用，這于是又反過來促進更多的人加入這個行列，上下的彼此加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氣象，一連串足以讓中國人自豪千年的思潮一個接一個的誕生，成熟。

在中國歷史上，再沒有一個朝代如戰國這么多紛亂，各國的邊界每天都在改變。大小的戰爭每天都在上演，社會結構的逐漸成熟竟然反應在動辄就會有幾十萬的軍隊投入戰爭。而也沒有一個朝代如戰國這么活潑，從國君到政府官員都表現出對奇言怪論的極大耐心，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國家變成書生們的社會實驗田。很多思潮都保持著極快的更新速度，甚至索性以顛覆傳統的面貌出現。有極端支持獨裁者的法家，也有無政府主義的道家，還有依靠嚴密組織四處阻止戰爭的墨家，當然，資格很老的，主張以倫理秩序架構帝國的儒家一直也是其中聲音浩大的一個。

值得一提的是法家和道家，這兩大思潮一個在秦得天下的過程中居功至偉，卻導致帝國在十二年后灰飛煙滅。另外一個則是漢用來避免類似錯誤的武器。跟儒墨兩家不同，法、道兩家形成較晚，儒墨因為成熟于春秋時代，所以帶有那個時代特有的浩大政治觀，胸中渾涵天下，而無各國霸業，所以重維護，輕顛覆。而戰國的學派因為適逢亂世，缺乏春秋時代才有的平穩大氣，往往表現出火氣十足，力爭一步到位，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法道兩家都是這樣，法家偏狹冷峭，務實際而尚功利，崇尚集權統治。能夠在混亂中制造秩序，產生巨大的運作效率，但也同時具備毀滅一切的氣概，缺乏可持續意義上的長治久安。而道家則是對動蕩的極端反動，在厭倦了戰亂紛爭之后，他們主張的清靜無為，回歸自然，具有宗教意義上的禁欲味道，正因為如此，他又不可避免地缺乏推動社會前進的激情。他對社會的構想，只在漢初時發揮過巨大功績，以他特有的‘無所作為'挽救了戰亂之后千瘡百孔的帝國，使他能夠平穩進入政治板塊。從那以后他很少再以意識形態的身份介入權力中心，雖然他的少政府主張經常被農民起義作為旗幟，但更多能見到他的地方是中國的藝術，他那充滿人文彩色的抒情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滋養了中國文人書畫的成長，並一直伴隨至今。

戰國學派的顛覆性，是相對春秋學派來說的，如果仔細分辨，即使孔子和孟子也表現出極大的不同，雖然他們分別是一個陣營里的至聖和亞聖。孔子更加注意各人的修為，經常討論一個‘君子 ’該如何如何，孟子則明顯地把整個社會的政治改造作為自己的主題，並為此四處奔走。等到了戰國末期，同是儒家的荀子又表現出更大的不同，他甚至具備了很多法家的韻味，強硬而且務實，他的弟子中就有兩個著名的法家，韓非和李斯。時代越往前走，學派越不那么經渭分明，雖然很多學者會堅持自己的師承，但時代風氣給予他們的烙印遠比他們從前輩那里繼承下來的要大的多。

在儒墨平分天下言論的時候，法家首先是個懷疑論者，他對現有的思想體系抱有很大的悲觀和不信任，他不認為任何曾經存在過的社會理論可以解決今天的問題，于是他們開始動手打造一個新的。在打造新的之前，他們自然要先破壞那個舊的，直接針對的對象是儒墨兩家的‘托古立言’。儒家一直標榜‘周’，墨家一直標榜‘商 ’，這些都是發生在很久之前的時代，在文字不成熟，歷史感還稀薄的情況下，留下真實度相當可疑的言論，儒墨兩家不見得不知道這其中的奧妙，所以他們的堅持更多的是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而法家沒有類似的耐心，甚至也不想走道家的道路，道家為了技壓一籌，竟然搬出了更古老的神話人物黃帝，這是一場比賽誰更古老的游戲。法家顯然對此斥之以鼻，他們在顛覆道路上走得更加徹底，純粹，他們甚至把規則都改了，他們要‘滅先王之法’。

第一個用法家思想家理國的諸侯是魏文侯，他啟用的是法家的源頭人物李悝。可以說李悝根據其在魏國進行的社會試驗而寫成的【法經】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國家刑法的底版和基石。他務實作風體現在記錄一個魏國普通農民的家庭收入上，並在此基礎上平准帝國的稅收。類似的手段對后世一直影響很大，以至于幾百年后班固把這段計算原封不動地安放到【漢書】里。

誰也無法否認法家能夠產生立竿見影的社會效率，但除了秦國之外，其他各國都很難借此達到脫胎換骨的效果。商鞅是使秦脫穎而出的功臣，大部分的說法是他從李悝那里，也許是李悝的弟子那里，學習到【法經】，並且把它帶入秦國。他的很多變法策略，類似廢除貴族世襲，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以及除井田，開遷陌，在進入秦國之前，在其他國家都曾經使用過，但沒有人比商鞅更成功，以至于一提起這些變法，好像他是始作俑者一樣。

相同的變法產生不同的帝國，秦帝國終于能夠一支獨秀成為天下的主人，得益于他的文化特性。秦因為地理的原因，一直在文化上處于閉塞和落后的地位，這造成了他對中原文化既欽慕又自卑的態度。欽慕使他能夠徹底洗滌自身，全盤接受東方文化為自己所用，一旦決定變法，就能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商鞅在秦最成功的時候，整個社會肅殺整齊，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如此良好的社會風氣不是來自公民的高尚道德水准，而是因為法律嚴明詳盡，並且鐵面無私。這個社會對儒家崇尚的倫理的破壞是如此徹底，以至于最基礎的民眾也知道代表君王的法律是凌駕在任何人事關系之上的，身邊最親近的家人朋友往往也是為獨裁者服務的警察。這從商鞅逃走后被極有效率地抓回可以看出，他臨死時不得不感歎這個他一手建造的，冷酷的，超越一切人情味的制度。而其他國家總是或多或少地殘留著西周以降的繁文缛節和迂回婉轉的人際關系，很難不走樣的進行變法。如果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容許我們說的簡單一點，秦的倔起是得益于他沒有所謂的歷史包袱。

只要稍做留心就會發現，在秦效力多是客卿，而這些人絕大多數出自三晉，比如張儀，范雎，甘茂，公私衍，呂不韋，尉缭，韓非，李斯。三晉此時可以說是秦帝國的文化臍帶，中原優秀的政治人才源源不斷地由三晉進入秦國，最后成就了他。

秦對中原文化的另一個態度是自卑，這導致他對東方文化不脫客體姿態，始終抱有不親近之感。雖然能在一段時間內任用東方之士，但商鞅車裂，張儀見逐，范雎退绌，不韋身死，東方人才在秦難得善終，日后全國范圍內的焚書也是源于對東方文化極重的戒備和不信任心理。

在商鞅時代焚書就曾在秦國上演過，這是法家‘滅先王之法’的一部分，那場運動一直沒有造成很大的關注，一個原因是因為戰國時代流動性很大，小范圍的焚書起不到滅絕效果。而日后秦始皇聲勢浩大的焚書活動，如果深究起來，不過是自己國家一貫執行的東西拿出來安諸天下而已，就好像郡縣制和統一度量衡。

但焚書無疑是傷害了所有讀書人，以至于口誅筆伐在接下來的兩千年里一直沒有停止過。中國讀書人的一連串指責讓焚書更加具備象征意義，成為思想禁箍的代名詞。也許親手點起這場大火的秦始皇和李斯並不這么看，詩書在他們眼里跟各國的文字沒有什么不同，和去掉的各國度量衡沒有什么不同，和收起來的金人沒有什么不同。雖然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焚書，是法家要滅先王之法的思想路線和秦國對東方文化的自卑心理一拍即合的產物。

法家的凌厲氣勢可以從韓非意氣風發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也許那天晚上年輕的秦王政看得正是這段話: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閒話之秦皇焚書到罷黜百家(二)

兼並是從很久便開始了，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有此野心的人。周武王滅商時，傳說有800個部落跟隨他，到了孟子的年代，這800個部落剩下了12 個，到了戰國，眾所周知，是剩下七個，其他的要么不復存在，要么作為大國的附庸只維持著口頭的獨立。可見兼並一直零星地持續著，只是步伐越來越快而已。法家的軍功驅動機制使秦在兼並的路上更近了一步，當秦王政三十九歲的時候，這個天下歸一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明朗化了中國人的大一統政治觀，並一直影響到他們的國民性。從此之后統一被視為常態，分裂被視為異態。天下大亂時，總有人為四分五裂的形式而擔憂，並挺身而出，極力促成帝國的統一。中國人于是也不大接受分裂的帝國，‘天下共主’成為模糊而無法割舍的政權號召力，即使陷入長時期的軍閥割據，受此文化感染極深的中原人也很少理直氣壯地去尋求正統之外的獨立。偏安的政權更是如此，不管實力上是否有此能力，都要做出收復故土的努力，或者姿態，以維持理想上版圖的完整。

中國第一個集權帝國在公元前221年，秦王二十六年時建立，那一年秦王政39歲。歷史走筆至此，我們可以改口稱呼他為始皇帝了。這一稱號是他首創，因為字面上具備無法超越的終級意義而讓后繼者延用下來。他的歷史地位也如他的稱號一樣，有相當強烈的獨一無二之感，這也造成始皇帝很難被客觀的解讀。他創立的帝國模式在接下來的兩千年里一直被采用，他的爭議性也接踵而至，人們一面抱怨他的手法過于粗暴，一面卻又不得不延續他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繼承者。

他的歷史面目在一百年后的太史公筆下更加接近于一個嚴肅勤奮而略帶神經質的人，他給自己規定每天要閱覽的奏章，以重量計算，不達到目標就不休息。對自然他有本能的敬畏，可以長途跋涉去東岳封禅，或者派人出海求仙，同時又因為大風影響航船而砍禿整個湘山，試圖與超自然力量作戰，頗具無神論者的風采。他性格古怪，可以不猶豫地虐殺數字驚人的戰俘，頗似人間魔王，但在他四處豎立的碑文中，又毫不掩飾要天下太平，永絕兵革的決心。他精力十分旺盛，在有生之年，他東奔西跑，不拘一格，甚至半夜微服出現在首都的小巷里，似乎安靜地待在宮殿里是件無法忍受的事情，終于他死在路上。

可是只要跟后繼的漢王朝比較就可以看出，他並非一個毫無公心的獨裁者。他有二十幾個王子，至少十個公主，但在天下初封的時候，沒有一個被他委任去地方掌握權勢，他每設一郡必立守、尉、監，沒有一個名字是因為血緣而被提名的，他的‘子弟為匹夫’的用人政策在當時固然驚世駭俗，而在他身后，也沒有一個帝王可以完全做到。

秦帝國建國后實施了一系列政治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把秦律向全國推廣，這是一種極力抹殺各國差異性的作法，毫無疑問會引發各國，特別是貴族的極大反感，在他還沒去世就發生了博狼沙的暗殺活動。而秦始皇顯然不會因為有反對的聲音就放慢腳步，建國后，他馬不停蹄地北擊匈奴，南平南越，從開發馳道到修建長城，甚至營造秦皇陵墓，這些浩大的工程無一不需要全國性的總動員，造成了大戰之后民力的枯竭，十二年后，他的雄心和欲望終于超過了帝國所能承擔的極限。似乎為了證明這點似的，歷史安排第一個舉起反旗的人是一個普通的農民。

焚書就發生在建國8年后，也就是陳涉起義4年前。

在秦始皇規劃天下的藍圖中，意識形態顯然並不是其中之一，對一個新生的大帝國來說，要草創的事情太多。但用不了多久，紛亂的百家思潮就因為擠在同一個屋檐下而矛盾畢現，他們之間的針鋒相對終于導致了一個不合時宜的提議，使這位頗具雄心的帝王不得不回過頭來注視它。

秦王34年，在一個類似慶功宴的場合上，博士齊人淳于越對始皇帝的政治規劃含蓄地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拋棄自古以來的封建制是令人無法忍受的，但他顯然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能含糊不清地重申: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始皇帝聽了他的話，讓他的丞相李斯跟大臣們討論一下。

李斯以一種激動的腔調回復說: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始皇帝聽了只說了一個字: 可。

這就是焚書的由來，挾書律一直存在了二十三年，到了漢孝惠帝四年才被廢除。

如果認真研究這條法律就不難發現，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燒盡天下圖書，更加不是----如有些歷史學家所言----愚民，那么簡單。布衣天子的可能性要等到劉邦才來創造，在秦始皇的眼中，也是春秋一直以來的普遍看法，貴族才是權力最有力的威脅者，黔首是如此無力，以至于還看不到需要愚蠢化他們的必要。

在挾書律中，李斯羅列了很多，但最重的罪有兩條，分別是‘以古非今者族’和‘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不燒書的罪過就要輕的多，除了有三十天的期限之外，所受懲罰也僅僅為‘黥為城旦’。相比一個誅殺全族，一個殺身棄市，‘城旦’這樣四年戌邊刑幾乎可說是溫存的了。

這兩項罪的共同點是‘以古非今’

閒話之秦皇焚書到罷黜百家(三)

秦帝國在12年的規劃中留下了松散但初具規模的基層官僚結構，還有足以維持行政運轉的律法，這些都被劉邦毫不猶豫地照搬過來了。但僅憑這些還不足以治理一個新生的大帝國，在建國前，韓信想作齊王，用以挾功邀賞的理由是"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 ，這並非完全故弄玄虛，天下局勢依舊承接秦末的動蕩，以至于封建之勢不敢完全廢除，況且以劉邦的平民身份，在建國初面臨著功臣們‘角力而臣之’的境況，使他不得不借助于同姓的勢力襄助。所以漢初的政治制度呈現斑馬線一樣的交錯之勢。既有廣大的基層官僚組織直接受命于中央，又有七個異姓王國和九個同姓王國，穿插其中，俨然獨立小朝廷。郡縣和封建互相牽制，在立國之后完成了功臣的利益均占，同時也避免出現戰國諸雄架空中央的惡果。

這種折衷方法雖然聽起來頗不錯，但很快劉邦就發現了它的弊病，貴族政體已經被打破，血統不再成為進駐權力中心的唯一理由，獨立于中央之外的政權越來越露出不安分的跡象。于是作為漢朝第一位君主，他在任內更加像一個消防員，四處滅火，致力于打擊異姓王侯，他的妻子呂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顯示出干練的政治家氣質，最著名的手段是誅殺了漢初三杰之一的韓信。劉邦對此的態度是‘且喜且伶之’，含蓄地認同了她。

異性王被消除之后，同姓王的勢力于是一枝獨大，到了劉邦的孫子漢景帝的時候，他們中頗有一些擴張到威脅中央的地步，對此境況，有識之士不管是之前的賈誼，還是當時的晁錯都表露出巨大的擔憂，當地方的傲慢終于膨脹到無法視而不見的時候，漢景帝只好發起了一場戰爭來解決同姓王侯的威脅。這場戰爭為漢武帝留下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權力平台，使得他17歲成為少年天子時，不曾遭遇來自權臣和諸侯的挑戰。但是即便如此，頗有野心的漢武帝在上台后還是發布了推恩令，‘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徹底邊緣化了地方勢力。

從此之后中央與地方勢力之間的博弈，成為中國傳統政治中非常敏感的話題。雙方之間很難產生信任，即使基于血統也不行，作為地方來說，即使沒有造反的企圖，有此勢力也足以挑戰中央多疑的神經。對于中央來說，地方小政權永遠都只是權宜之計，一旦政局穩定，權力重組是必然之路。集權的觀點深入人心，成為中國政治傳統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天下再大，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樣的觀點對中國人政治上的凝聚力可謂是貢獻良多，但也從某種程度上導致中國很難產生基于獨立和自由的分權精神。

在經歷了多年戰火之后，漢初很有些蕭條的氣象，天下殘破的程度可以從劉邦對曲逆小城的贊歎中看出。這個小縣城在秦時曾有三萬余戶，劉邦見到它時只剩下五千戶了，但他依然認為房屋高大，氣魄不凡，幾乎可以和洛陽媲美了，"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

面對殘局，漢家王朝以其特有的平民色彩不願對此多做主張，這是黃老哲學中的深沉智慧，以一種看似極度消極的態度，來完成對殘局最積極的修補，事實也證明，一個太多野心的政治家，常常會造成社會的災難。老子認為治理大國如同煎小魚，不能總是翻動，漢初秉承這個思想，認為天下統一之后，第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與民休息，養精蓄銳。漢家第一任宰相蕭何負責建築了未央宮，因為它的規模壯麗而受到劉邦的斥責，這個平民皇帝滿懷悲憫之情地說: "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他之后的幾個帝王也都具備類似的精神，質樸恭儉，一切因循，不再計劃耗費民力的大工程，甚至放任民間煉鹽鑄錢，以求達到恢復國力的目的。

‘無所作為’雖然是黃老哲學的主要主張，但連年戰亂之后，人心疲極思靜，與民休息成了一時的共識，建國初，各派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太大的分歧。叔孫通制定禮儀的時候，諸多儒生回避了，他們的理由是"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后可興也"。漢朝第二位宰相曹參相齊的時候，試圖集思廣益，當時有位著名的學者拒絕有所建白，曹參一再堅持下，他才不得不轉達了"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的意見。為天下求大寧靜此時是朝野的一致呼聲，正因為有此心態的不同，使得秦漢兩大帝國，雖然在時間軸上緊緊挨著，但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韻味。秦國更像是戰國紛亂的尾音，而漢朝則是元氣回蘇的開端。

漢初的學術界也具有一種質樸的精神，百家思想在經歷了秦皇焚書之后，積極恢復，無暇他顧，彼此之間于是能融洽共處。孝惠帝的師傅是儒生，漢景帝的師傅是法家，但這都不影響他們的施政精神仍以道家思想為主。而對于學術思潮，皇家也是不分彼此地大力扶持，當時官方學術的代表是博士官，從秦朝開始，這個職位的人數就維持在七十人左右。漢初博士官的人數大致不變，但組成卻非常紛雜，不限百家。可以有通古今的賈誼，也可以有治刑名的晁錯，還可以有通【詩經】的轅固生和治【春秋】的董仲舒。除了這些之外，記載中還有孟子，論語，孝經，爾雅的博士。從中不難看出皇室一視同仁的立場，這似乎又是順應歷史的自我保護，經歷焚書之后，學術界也如同煎鍋里的小魚兒，不容一而再地翻動。

在經過七十余年的‘與民休息’之后，漢帝國在漢武時代達到社會繁榮的頂峰，帝國呈現出盛世姿態，經濟空前富足，國庫滿盈，人口總數達到六千萬之多。但隨著社會關系的日漸復雜，‘無為而治’的行政思想已經無法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社會不可能再以一種類似今日之新自由主義的姿態前行，貧富不均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時土地兼並嚴重，大量的小自耕農失去土地，淪為豪強的雇農，大的商賈階層也從民間崛起，他們的資本得以毫無節制的積累，形成豪強階層，與任俠階層在民間形成一股新勢力，漸漸有分庭抗禮的勢頭。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在積累國家元氣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層層激進，日趨惡化，到漢武即位的時候，他不得不去一一面對它們，無法再‘無為’下去了。

針對資本擴張，漢武帝啟用了頗具現代經濟管理精神的桑弘羊；針對蠢蠢欲動的特權階級，他啟用了大批酷吏；而針對‘風化不流，政令不行’的社會風氣，他采納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樹立‘道德’作為教化天下的主要手段。和近百年前的始皇帝一樣，他也要規范政權意識形態。

如果說秦朝選擇了法家是因為這是他的立國精神，那么漢武選擇孔子之術，則來源于這個年輕皇帝對盛世教化的渴望，這么說也許過于簡單，歷史走到這一步不僅僅取決于他一個人的喜好，帝國的規模和性質也未嘗不是其重要原因。在近百年的太平盛世后，無論是雄厚的經濟基礎，還是超然的政治姿態，都讓百家思想顯得過于單薄，這些成熟于戰國的思潮，毫無例外的包含太多的動蕩和促狹，是亂世下的哲學，無法支撐盛世大格局。當討論到要為帝國尋找意識形態的時候，漢武，以及當時的諸多學者，都把眼光投射到百家之前的學術----王官之學。

董仲舒的建議是這樣的: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通，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就是人們常常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動議落實到行政上，是圍繞著‘博士’這一官職展開的。所謂‘獨尊儒術’，就是設立五經博士，所謂‘罷黜百家’，就是非五經博士都被罷黜。

說到五經博士，需要注意的是，‘五經’的選擇標准是‘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不管是董仲舒，還是漢武帝，都不曾明確把儒家放于中心地位。所謂‘孔子之術’ 是孔子引介的西周王官學。這些都是孔子之前就已經形成的學術。漢武根據這個建議圈定了五本書，認為這五本書是獲取博士資格的唯一標准，這五本書后來成為中國國學的經書，兩千年不曾更改過，中華文化雖然源遠，但在宗教之外，稱為‘經書’的只有這五本，這就是著名的‘四書五經’中‘五經’的由來，它們分別是 :【詩經】，【尚書】，【周禮】，【周易】和【春秋】。

儒學作為百家的一員，仍然屬于子學的一部分，並非如后人認為的那樣，得到了官方大力的支持，雖然儒學確實是從漢武之后得到一只獨秀的發展，但這得宜于他是孔子之術的主要傳人，實際上，當漢武‘罷黜百家’的時候，儒家作為百家的一員也不能幸免，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儒家經典【論語】和【孟子】都沒有入選五經，甚至，從漢武之后，原來就存在的論語博士和孟子博士也被取消了。

至少在那個時候，在儒家和‘孔子之術’之間還是有個分界點，不像現在這樣模糊在一起。現在干脆把儒學分為經學和子學兩部分，凡是孔子之前的學術都算作儒學的經學部分。只要對戰國百家稍加留心就會發現，西周的學術並非只保留在儒者一家里，在墨家，道家，甚至法家的文獻中都有闡述，這也是因為諸多學派都來自一個源頭的緣故。但自西漢之后，這個源頭似乎就主要歸儒家所擁有了。

漢武的‘罷黜百家’雖然沒有使用強硬手段，但他的目的其實跟多年前的李斯是一樣的，就是重收學術于王官。不過李斯要立法家為王官學術，漢武則希望能恢復西周的學術精神。因為孔子之術主要由儒家繼承，所以造成儒家此后凌駕一切的學術地位。雖然后人常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八個字來描述這一大公案，但細究起來，東漢時的班超用的八個字可能更接近真相，這八個字是: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近代的錢穆先生寫【秦漢史】時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說: "故漢人之尊六藝，並不以為其為儒書而尊。而漢人之尊儒，則以其守六藝"。

除了‘五經博士’之外，漢武帝在自己的任期內沒有表現出多少親近儒者的意思，行政手段依舊是以法家為主，‘雜霸之’的施政風格從他開始逐漸成型，設立‘五經博士’的主要目的是施行教化，這依賴于‘孔子之術’以及儒家所獨具的道德感。但要意識到的是，這種道德感一旦過多介入行政，難免會造成混亂，道德具備形而上的終極意識，而行政需要務實作風以貼近人情。道德的過多干預，會使行政失去靈活的空間，變得迂腐和不切實際。

最有趣的例子是不久之后的王莽，這是一個試圖把最完美的道德運用到政治和經濟中的失敗案例，他的失敗取決于他行政手段的笨拙，而這笨拙來源于他對所謂的完美道德的執著追求，他竟然試圖恢復傳說中的井田制，並在經濟脈絡日益復雜的情況下，要求回到西周時樸素的貨幣關系。在他得到皇位之后，他以一個純粹儒者的熱情和手法把帝國搞的一團糟糕。當人們回過頭來指責他時，卻給他安排了道德上的罪狀，認為他是一個竊取皇位者，而完全忘記了人們對他的反感是從他登基之后才開始的。中國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常常在道德的標簽下充滿了似是而非的感覺，道德無時無刻不糾纏著中國人，從政治經濟到民生運作，甚至影響到他們的客觀分析和價值判斷，科學的精神于是無從產生，這不能不說是遺憾所在。

從秦皇焚書到罷黜百家，這一大段落至此算是大致說完。但歷史的真相永遠隱藏在已逝去的時代中。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不管多么理性的回頭凝視，都無法擺脫想象力的參與，和內心情感與價值觀的折射。再體貼的歷史心也無法感知當時的一切真相，況且真相本身也不具備任何意義上的絕對性。或許，在歷史解讀的過程中，我們能做得最好的，只是無限逼近，如同一個負指數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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